把解决农村吃水问题作为最重要的民生问题
——访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

　　 近几年来，水资源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水利持续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行 业和领域之一。一方面是因为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利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由我 国的国情和水情所决定的。许多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并潜心研究我国水的有关问题，对如 何解决水利工作面临的四大水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对策建议。胡鞍钢教授是我国系统从事 国情研究的专家，对水的问题有其独到的见解。近期，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书面采访。

　　胡鞍钢 观点：把解决农村吃水问题作为最重要的民生问题。

　　 中国人口多、耕地少，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发展问题。过去20多年 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解决吃饭问题，改革发展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成功地基 本解决了吃饭问题。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1亿t，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是一个 十分突出的发展问题，即饮用水问题一直被人们特别是政府所忽视。1999年6月2日我 参加了由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李岚清副总理和温家宝副总 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主要讨论如何扩大内需以及应采 取那些重大举措。在会上我谈到扩大内需应采取“富民为本”的政策。扩大内需不仅可以 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衰退，更重要的是“富民为本”，即优先解决12.5亿人口关心的民生问题。为此，我在会上特别提出要重点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我曾向朱镕基总理等领导举例说明，1997年全国农村饮用自来水人口仅占农村总人口的一半，约有4.3亿人未能饮用自来水。为农村人口提供清洁饮用水，这是政府解决民生问题、扩大内需 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政府支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

　　 2000年全国还有24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十五”水利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提出，用 三年时间基本解决现有2400万人的饮水困难。“十五”后期，进一步提高饮水的质量。

　　 2002年12月6日我在水利部党组中心组学习时介绍“中国国情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专门建议水利系统应当把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难、安全用水、卫生用水作为“重中之重”，也曾引起与会负责人的反响和重视。

　　 根据水利部汪恕诚部长2004年11月28日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02年至今，我国已建 成各类农村饮用水工程83万处，共有5700万农村人口基本解决了饮水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累计解决了2.73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2000年至今解决饮用水问题人口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5。5年来国家共投资580多亿元，平均每解决1名农村人门的饮用水需要花费工程费用316元。项目覆盖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992个县和新疆建设兵团610个团场，受益农户达1400多万户。应该说，过去5年中国政府在解决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上，做出了重要成绩。

　　 但是至今全国仍有3亿多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安全。根据卫生部和水利部的调查，我国 农村饮用水符合农村饮用水准则要求的比例为66％，还有34％的农村人口饮用水达不到准 则要求，约有3亿多人口至今饮用水仍不安全，其中1.91亿人饮用水中有害物含量超标。 在我国农村地区，通过饮用水发生和传播的疾病约有50多种，饮用水不安全是造成我国水 污染、水型地方病和血吸虫病的主要原因。目前全国农村约有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约有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主要分布在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血吸虫病尚未控制的地区涉及7个省、110个县区，生活在病区的人口约有
6000万人。由此可知，解决饮用水以及保证饮用水安全性、卫生性问题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任务，应成为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水利部提出新的设想，准备在“十一五”期间，在基本解决农村饮用水困难之后，工 作重点将转向饮水安全，重点解决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等饮用水质不达标问题， 以及局部地区饮用水严重不足问题，使6000万人获得安全饮用水。在2010年使无法得到 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农村居民比例降低1/3。在2015年底之前，使无法得到或负担不 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再降低一半。到2020年基本解决我国农村3亿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这一计划十分及时。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水权、水市场的建立，水权交易的规则，节水型社会建设，黄河的 水资源问题，制度建设等等，都有研究和论述。今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胡锦涛 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要积极建设节水型社会。根据您研究的结果，您认为当前水利部门在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探索的积极作用和成效有哪些方面?

　　胡鞍钢：过去的一年，水利部门在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节水型社会建 设是解决中国缺水问题的根本出路，已经成为决策层的共识。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也大 大提高了全社会对节水重要性的认识。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试点工作全面推开，目前在全 国设立的国家级和省级试点已经达到近一百个。《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工作也在抓 紧进行中。水利部对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此项工作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利益 的调整，有相当大的难度，特别是有政治上的难度，这是以往节水工作滞后的根本原因。近 几年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的全面推进表明，水利部门的职能正在发生可喜的转变，从过 度重视硬件建设，逐步转向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协调发展，水利发展模式也正在经历深 刻的变革，从以前的过度依赖工程建设扩大供给转向制度建设激励精心管水和促进节约用水。

　　记者：您在2002年9月中国水利杂志专家委员会举办的高层论坛上曾以《中国迎来水资 源“良治”的历史机遇》为题，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您认为，水危机表面上看是资源危机，但 本质上是治理危机。从“劣治”到“良治”，必须进行大的制度调整。如今，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水问题“良治”的端倪已经显现了吗?

　　胡鞍钢：2002年我国经济总量(指按PPP计算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1％，而用水总 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高于GDP总量比重，相当于GDP为我国2倍的美国。南水北调已经开工建设，但中国北方的水危机短期 内还得不到缓解，与此同时，水环境继续恶化，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两年前，海 河水利委员会委托我们做了一项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对策研究。我们对海河流域水 生态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做了评估，结果令人吃惊，1999年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破坏的 经济损失占当年流域GDP的8.4％，这一数字几乎可以抵销名义GDP增长率，水问题对 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程度可见一斑。事实上，全世界都很关注中国的水问题，国外著名的 中国战略研究机构将水治理作为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变量。这就提出了中国治水模
式转型的问题，即面对水危机如何响应和做出战略调整。

　　 客观地评价，中国治水的转型从六年前就开始了。’98年洪水是一个转折点，促使全社会 对治水模式进行反思，决策者也及时响应了新的形势，提出从工程水利转向资源水利，从传统水利转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治水变革。迄今为止，这场治水变革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节水 型社会建设即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将这场变革的实质概括为从工程建设转向制 度建设，这与从工程水利转向资源水利的纲领是一致的，因为资源水利的核心是资源管 理，重心是制度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最能体现治水转型的要求，是推动治水模式转变的 关键，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非常关注此项工作的原因。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水利部门开展的 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已经对我国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后的贡献还会越来越大。

　　 几年前，我和王亚华博土提出了中国治水“良治”的设想，也认为中国治水有诸多走 向“良治”的有利条件。几年来从水利部门传来的信息来看，中国的治水确实正走在通向 “良治”的道路上。对于近几年水利部门的一系列重要改革和重大举措，我们一直给予关 注和积极评价。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水挑战可能是人类治水史上 最重大的挑战，治水模式的转型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几年只能算是一个好的开 端。要实现中国水问题的“良治”，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常来说，一个社会的“良治”，关键是要解决好三大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包 括重新界定政府的目标、范围和手段，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从越位到回 位，从缺位到归位；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从一个权威到多个参与者互动合作， 建立有效激励和激励相容的治理结构；三是解决好信息和知识问题，打破信息封闭和信 息扭曲，减少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在过去几年，水利改革已经在第一个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即政府职能正在发生转变，从过去过度重视工程投资和管理转向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开始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节水 型社会建设即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体现，因为节水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过去这 一领域政府长期缺位，现在开始归位。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我们也 注意到，在后两个方面，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信息问题，目前取得的进展还相对较小。而在市场经济、 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的条件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信息问题恰 恰越来越重要，对于水问题的“良治”不可 或缺。

本刊记者 邓淑珍
邵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