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的燕哥，也许又受了“燕子”这温柔名字的潜移默化，说话办事文文静静、客客气气的。长辈们都说这孩子长大后一定会有出息。这话说得不无道理。因为跟父亲学过几年书画知识，燕哥的隶书与水墨画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了。乡、镇机构刚恢复设立的那几年，老家的乡领导做梦都在投资上马乡镇企业。也许时来运转，燕哥被选拔任命为乡彩印厂的厂长了。原来连乡中学都没有资格上的燕哥，一夜之间竞成了乡中学和乡机关印刷学习及办公用品的工厂厂长。在这之后十多年的厂长位置上，燕哥着实风光了一阵子，隔上三、五天，乡有关部门的大小领导总要来小厂里视察一番。视察过后，就该进馆子喝酒了，那时还不兴什么边吃边唱的这卡拉那OK的。要不然，燕哥的事情会更多。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年，家里来信告诉我，说燕哥的厂长被停职了。父母因此似乎蒙受了莫大的冤屈，燕哥却是满脸的麻木与无奈。一个不足二十人的小厂，就在大半年的审计后与数千元的审计人员招待费一起寿终正寝了。燕哥虽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厂子没有了，燕哥的饭碗也没有了。

　　有那些日子，燕哥考虑最多的问题便是，他和嫂子，俩个孩子，还有我们的老父老母今后靠什么生存下去，燕哥不善言语，性格又特倔，他决定还是自己动手搞印刷老本行。在兄弟姊妹的支持下，燕哥的厂子又办起来了。他还特地要我请书法家周德聪先生为他的小厂题写了厂名。中国书协会员题写的厂牌在我们那个偏僻小镇，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样的风光日子，燕哥又过了二、三年。紧接着，个体私营业主多了起来，印刷业也步人了艰难境地。我们那个只有3万余人的小乡竞一下子上来了七、八家印刷厂。燕哥和父母他们一大家人再次面临着生存危机。生活再次向燕哥出了一道难题。这时的燕哥虽然把楼房建在了雅澧公路边，但他并不准备和别人一样去开饭馆歌厅。燕哥说，吃饭的客人不好服侍，那些服侍客人的小姐更不好招呼，碰上派出所查来查去更没得意思，做什么呢?燕哥想开中巴车，他说服侍坐车的要比服侍吃饭的客人直巴些。在我的壮胆下，燕哥半赊半买地弄了一辆二手车。做了中巴司机的燕哥向我诉苦道：开中巴的也不是一件轻松活儿。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一直到八、九点才能回到家。拉一个坐车客比请家家客还要难。进了城，只要是有警察的地方，擅自上、下客人都叫“违章停车”。路过其他乡镇，一不小心，碰上了地方的混混，带了不该带的客人，轻则唇骂，重则毒打。开中巴不到一年的燕哥就真遭受过混混的毒打。虽然事后报了案，派出所也出了警，但那段路上混混的嚣张气焰却并没有多大改变。当我为燕哥鼓气叫他上告有关机关时，燕哥又坚决不同意，他说你天天呆在机关当然胆子大，我可是要每天走那条路的咧。

　　燕哥现在仍是一个老实的开车人。他既攀不上上层人物，也与黑道中人称不了兄弟。燕哥的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异常艰难。因为是同胞兄弟，我几乎每天都在为燕哥祝福：祝他天天平安!祝他不再被人欺负，也视天下所有跟燕哥一样的小人物，都能在阳光下过上宽松幸福的生活!